榆中革命英烈——司国权

　　司国权，1917年11月1日生于榆中县小康营乡梁家湾村。祖父司秉仪，字礼臣，是清末的落榜秀才，他读书不成，功名未就，便弃读经商了。祖母是家庭妇女，贤淑、慈祥、勤勤恳恳地操持家务。父亲司祖昌，耕种家里的30多亩土地。母亲是农家妇女，没有读过书，协助祖母操持家务，也当父亲务农的帮手。

　　司国权五六岁时，就帮助大人们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如往地里送饭、放羊、放牲口、抬水、看孩子等，只要能干的事，他都干。8岁时，祖父送他到县城的文成小学上学。他白天上学，晚上就住在祖父的店铺里，帮助祖父打扫店铺、抬水、做饭，并在祖父的监督和指导下读书、写字、学算盘。

　　司国权进入小学读书的时候，正是大革命时期，学校里到处都贴着“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卖国军阀”等标语，特别是到了10月10日这一天，整个县城庆祝国庆，举行提灯游行晚会。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穿过大街小巷，“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卖国军阀”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此时的司国权，虽然还不懂得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叫卖国军阀，为什么要打倒和铲除他们，但是那种愤怒的、激昂的情绪，使他感到振奋和激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才逐渐懂得了自己的祖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本国的军阀官僚们的侵略和压迫。刚上四年级时，他的祖父病逝了。因为他的学费、住宿、生活各方面完全依赖祖父，所以祖父去世后，他便断了经济来源，不得不回到家门口去上学。几年后，才重新回到县城去上五年级。这时家庭经济更加困难，祖父生前借的二三百个银元无法偿还。父亲把债主请到家里，宰了一头大绵羊，请人说情，他和父亲一起跪在地上，头顶着盘子，向债主敬酒。可是狠心的债主只让了18个银元，还不够请债主的酒肉钱呢，他伤心地流下了眼泪，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国事、家事不断启迪他，使他越来越对现实感到不满。

　　1936年7月，司国权从文成小学毕业。8月，考入兰州师范学校。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卢沟桥，发动了妄图吞并中国的侵华战争，我国爱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民族实行抗战”。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把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主张明确地公布于全国人民。并经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促成了国共合作的社会局面，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成了一系列的抗战协议。在这样的历史情景下，党领导成立了“甘肃青年抗战团”，并在兰州师范成立了“甘肃青年抗战团支团”。经牛元滋介绍，司国权加入了“甘肃青年抗战团”。在“抗战团”的掩护下，司国权开始接触地下党的工作人员。地下党工作人员以抗战团员的身份，给他传阅大批党的秘密文件和公开宣传品。这样，就使他对共产党逐渐有了正确的认识，并进而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正愿意抗战的，要保卫祖国，要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只有跟共产党走。在党的教育下，他的这个信念越来越坚定了，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经过地下党组织的考验，1937年10月由牛元滋介绍，司国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兰州师范党支部成立，牛元滋任书记，司国权任组织委员，汉尚忠仁宣传委员。从此，他更积极、自觉地参与了党的地下活动。

　　1938年寒假期间，司国权回到榆中家乡，同牛元滋、汉尚忠等人在县文成小学组建了“甘肃青年抗战团榆中支团”，以此作掩护，开展党的活动，发展党员，建立了城关党支部，蒋统花任书记。“抗战团”的公开活动是宣传抗日，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公开主张。他们组织团员到街头讲演、下乡宣传、出版《抗战周报》、排练节目，在群众集会上演出。演出的抗战话剧《平律的失陷》，揭露了国民党不抵抗政策造成的丧失辱国的悲剧，在人民群众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1938年春节，司国权同牛元滋、汉尚忠以拜年的名义来到张一悟同志的家里。当张一悟知道他们的来意之后，便给他们讲社会发展的规律，讲唯物论和辩证法，讲革命的道理。最后他来了一个“激将法”，说：“我山东大学的学生们给我来信说，他们现在脱下了西装、旗袍，穿上军装；脱下皮鞋、高跟鞋，穿上草鞋；离开了温暖的家庭，来到了偏僻贫穷的陕北，住进了窑洞，吃上了小米饭。对于这些他们都不以为苦，反以为荣……”，他又说：“我们甘肃就没有这样的青年人，人家把咱们甘肃人叫‘窝里罩’，真是……”，听了张一悟的话，司国权觉得脸上热辣辣的，仿佛有人在他脸上打了一记耳光。他暗暗下定决心，要到延安去。于是他们3人向家里要钱，秘密准备路费，等待时机，准备去延安。可是一起向家里要钱，引起了家长们的怀疑，对他们采取“经济封锁”的政策。这样，他们只好暂时去上学了。

　　1938年6月，国民党勒令解散“甘肃青年抗战团”，并通令各县及兰州各校，对建立起的“抗战支团”一律解散，并对参加抗战团的学生严加审查和监视。在这种情况下，张一悟便安排当时榆中支团的负责人蒋统华（又是榆中县地下党支部负责人）、窦继寻（窦铭材）、兰兴华（兰克礼）去延安，并给他们3人筹集了90个银元作为路费。当他们3人到兰州向司国权告别时，司国权向他们提出能不能再凑一个人的路费，同他们一起走。他们听到司国权愿同他们一起去延安，非常高兴，满口答应。于是，司国权请支部负责人牛元滋报请地下党组织批准，并由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介绍信，介绍信是写给安吴堡青训班主任冯文彬和胡乔木的。他们把介绍信缝在被子里，带上一些课本，扮作去西安上学的样子，搭乘一辆拉盐的商车，隐瞒了家庭，悄悄地离开了兰州。为了不使学校当局发现，司国权在出发前向周围的同学散布了一些言论：“因久旱不雨，庄稼无望，家中来信让我休学”，同时还认真地参加了2天的史、地期中考试，以表示照常上学，使同房的同学丝毫没有觉察。在离开兰州时，司国权只给家里写了一封去西安上学的假信，让家里人不要担心。可是一去13年没有给家里通过信，家里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了，以致每逢年头节下，家里人给他“烧钱化纸”，祈祷奠祭。然而他却离开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走上了一条自由民主的光明大道。

　　他们绕过国民党的军警哨卡，混过宪兵特务的盘查，到达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然后步行到安吴青训班。安吴青训班是我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以抗日救国为宗旨，以全国各地抗日青年为对象的群众性训练组织，凡是去延安学习的青年，大部分在这里学习1个月，毕业后由青训班分配去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或陕北公学等学校，也有被分配去原籍或其他地区作抗日救国工作的。司国权等4人在青训班学习了1个月，照例按期毕业，被编入选送抗大的连队。他们经过陕县、潼关、中部（黄陵）、宜郡、洛川，到达甘泉，由甘泉进入延安。

　　起初，司国权被编入抗大四大队三支队八队。两个月之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攻占了广州、武汉，为了防患于未然，疏散在延安的机关和学校。司国权所在的三支队疏散到瓦窑堡，归一大队建制。1938年12月上旬，司国权被调到五大队（特科大队）。

　　1939年春，司国权参加了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劳动两个多月，胜利完成了学校布置的开荒播种任务。同年5月，由于工作的需要，司国权所在的政工学员提前毕业，被分配到晋察冀边区的二分校。到二分校后，任一大队五队副指导员。

1940年6月，总校三团的大部分同志由团长刘忠和政委黄志勇率领开赴晋东南，总校三团为冀中培训干部的任务则由二分校一大队接替。二分队一大队遂于总校三团留下的二大队、原冀中军区教导团、教导队的全体教职员一起，组成了抗大二分校第三团（简称抗三团）。司国权被调到团政治处组织股任组织干事。

　　1940年8月20日，司国权随抗三团从口头、梨园一带出发到冀中平原去做部队和干部的教育工作。为了轻装，前一天晚上连蚊帐也清理了，结果被成群结队的黑蚊子咬伤，天明后发烧，患上了疟疾伤寒，只得留在平津铁路西养病。进驻西岑口的第三天，他的病情更加严重，高烧达40度，昏迷不醒，经医生尽力抢救，才终于把他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当他清醒过来后，有人告诉他说，留守处已为他准备好了棺材，他的名字也被登记入烈士纪念册了。

　　1941年2月底，抗三团由冀中回到了阜平地区和留守处会合，司国权被分配到第三大队第一中队任指导员。1941年冬季，司国权被调任直属二大队一中队指导员。

1942年4月，敌人先后对冀东根据地、冀西地区和冀南军区进行“扫荡”和突袭，同时调动重兵在冀中腹地外围点线集结。5月1日，敌伪5万余人，配属飞机、坦克、骑兵、自行车队，由华北敌首岗村宁次亲自指挥，对冀中区开始了“二十面出击”、“铁壁合围”等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妄图一举歼灭我抗日武装和人民解放政权，拔除其心腹之患，以确保冀中这块“大东区”战争的兵站基地的稳固。下旬，抗三团根据区党委和军区司令部的指示，在邢邑一带进行了反扫荡动员，并作好了突出平汉路西去的准备工作。但是5月平汉路已被敌人严密封锁，并已向我中心腹地合击，抗三团只得放弃去平汉路突围的打算，转移至沦石路以北地区，相机通过石佳路向北部地区转移。

5月7日清晨，驻地突然枪声大作，敌人已经临近，沦石路和釜阳河均被敌人封锁，于是抗三团随军区折回北移。5月8日，在小范以南突到釜阳河以东再向北进。这时敌人已对深磨路以东、沦石路以南、石佳路以北的深南地区形成了“铁臂合围”的形势，团领导当即立断，连夜紧急通知，化整为零，以班为单位，分散到村子里换上便衣，同群众一道活动，等反扫荡结束后再原地集结。司国权他们直属二大队一连全连的连干部分散到三个区队，每人带一个班分散。司国权带领四班向附近一个村子行进。他们进了村，但群众已经转移，找不到群众，无法换上便衣，只好仍然穿着军装在村子里逗留。这时天已大明，村外传来稀疏的枪声，他们顺着道沟（破坏敌人的交通，隐蔽自己的深沟），刚走出村口，就看见一队敌人迎面回来，他们立即从十字道口折向北去，刚刚走不远，迎面又是一队敌人走来，他们又从十字道口折向东去。就这样，敌人东来他们向南去，敌人南来，他们向西去。他带的四班，在这天上午没有同敌人接触，在敌人“梳蓖拉网”、“鱼鳞队形”的包剿之下，利用道沟的掩护，好不容易转移到外围。到下午4点左右，他们在西南方又发现敌人一大队骑兵，布成一个拱形包围圈向他们压缩包围。为了便于突出包围，他命令全班再次分散，人自为战，伺机突围。全班分散后，他带着一个小组潜伏在道沟里，观察着敌人的动向。他想：绝不能和敌人一个方向跑，那样你怎么跑也跑不过敌人的骑兵，应该逆着敌人的骑兵跑，钻到敌人的背后去，只有这样，才能有生路。他发现敌人向东面来，就命令其他3人跟在后面，猫着腰从道沟里向西移动，勿使敌人发现。这样，敌人由西向东而来，他们由东向西隐蔽行动。20分钟以后，转移到了外围。突围出来后，进入“爱护村”（两面政权），大家换上便衣，白天和老乡一起干活，晚上隐蔽在地下室。第二天，他们跟老乡到地里干活。中午时，敌人的汽车从北面开来，距他们干活的地方很近，司国权怕自己是甘肃口音，被敌人盘问会露陷，他一下跨进半人高的苜蓿地，躺在苜蓿地里，敌人的汽车正顺着他隐蔽的地方开来，幸亏前面的路被群众挖断，才免于难。

　　9月下旬，冀中军区政治部调司国权去回民支队工作，被分配到政治处当组织干事。不久，司国权任协理员，兼任直属机关党总支书记。

　　1943年10月，新三分区组建成立以后，司国权被调到分区政治部任干事。他被派到尚和大队的一个区小队，协助指导员作这个小队的政治工作，队员田文华叛变，带领敌人来抓司国权，由于敌人弄枪走火，他才翻墙脱险。

　　1944年1月中旬，回民支队进军陕甘宁，保卫党中央，部队到达甘泉时，任命司国权为供给处政治委员。

　　1946年4月初，司国权调到甘肃徽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6月下旬，司国权到达马兰。在马兰他化装成商人，由马兰地委安排一个统战关系人物（也是个商人），带领他走出边区，进入国民党统治区。7月8日，进入徽县伏家镇。按照高健君（化名方刚）的布置，司国权即和伏家镇小学校长山炯堂接上了头，然后扮作小商贩，以贩卖山区人民迫切需要的生活日用品——盐、茶、水烟为掩护，在山区活动，以熟悉地理，接触群众，建立活动据点。为了不致暴露，他化名为李英泰。这样，他以老君沟为据点，逐渐扩大到大小地坝、小河敞、色家沟、铁佛寺等村庄。后来由别人介绍他到供济炼铁厂黄沙河铸造厂去当催炭工人，活动比较方便。

　　1948年，陇南工委决定，要司国权除了搞好嘉陵南山的工作外，还兼任两当县工委书记。1948年秋开始，他巡回活动于徽县的嘉陵、永宁、城关3个区域和两当县以南和东北地区，并在两当的梁垭（即显龙）、杨店、云屏3个乡分别建立了党的组织。

　　1949年4月，司国权在银杏乡山嘴沟王万富家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王万富和两名新党员，每人砸了一副5斤重的脚镣，押在看守所。好在4人关押在一个房间，商定了口供。个别提审时，都按已经统一了的口供回答。又派人调查，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放了他们。

　　1949年７月，西安、宝鸡相继解放。听到西安解放的消息，司国权立即向党员布置任务：1、将活动在谈家庄一带的地下党员组织起来，成立游击队；2、将人民解放军的布告大量抄写、张贴、以瓦解敌人士气；3、由他和杨慕时起草警告伪乡镇保甲人员书；4、由嘉陵乡地下党员、自卫队副冉有德对自卫队进行控制。

　　由于国民党部队退守平凉，在平凉布防，想与人民解放军决战。所以人民解放军分析形势，避实就虚，没有从两当、徽县入甘，而由宝鸡经陕西礼泉直抵天水，夺取平凉，直取兰州，这样一来，本应最先解放的两当、徽县反而变成了全省最后解放的地带。天水解放后，败退之敌齐集徽县、两当，准备南逃，实行抓兵、拉夫、抢粮，埋设地雷，企图阻止我军的追击。司国权领导地下党组织对其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如打击小股敌军，发动农民抗粮，破坏敌人南逃的交通要道，争取迫使国民党的一些地方部队起义和投诚。

　　1949年12月初，徽县、两当解放。司国权以先遣部队特派员的身份，召集地下党有关同志和国民党两当县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员开会，成立了两当县人民委员会，临时代行人民政府职责，司国权担任主席。接着，天水地委任命司国权担任两当县委书记。1950年10月，司国权调任徽县县委副书记兼县长。1951年秋，徽县成立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司国权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任。

　　1952年8月，省委通知司国权去马列学院（现中央党校前身）学习。1955年8月毕业，省委任命司国权担任省委党校教育长。1956年春，司国权被调任政治经济教研室主任。

　　1957年反右中，一些人给司国权罗织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扣上“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党的领导”等大帽子，捏造材料，在支部大会上强行通过，不允许本人申辩，报省委批准，定为右派反党集团骨干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5级（由13级降为18级），留用察看，送到武威黄羊河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并派人去他的老家宣布司国权已被打倒，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揪斗他的父亲（民主人士，原榆中县政协委员），将他的妻子王凡下放到干旱贫穷的会宁山区当小学教员，孩子晓黎那时才刚满一岁，只好寄养在亲戚家里，三年困难时期，因无父母的照顾差点饿死。

　　1963年元月，经省委核查，给与批准平反结论：“原定性可予否定，原处分可予撤销”，司国权恢复党籍，恢复原职务，恢复原工资级别，调任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

　　1966年5月，司国权被抽调担任进驻兰州医学院工作团副团长。8月，毛泽东同志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工作团即成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魁祸首”，随时听候“革命群众”的批判和斗争。不批判时，就去打扫厕所，以便“反省思过”。不久，司国权由党校“革命群众”从医学院工作团揪回，被宣布夺权，并被造反派监押游园示众，而后关进“牛棚”。

　　1968年10月，司国权被下放到徽县红旗山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1年12月，司国权调任一机部兰州工程处革命委主任。1976年4月，调任曙光机械厂（现真空设备厂）副书记。

　　1978年11月，司国权被任命为省委党校副校长。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提出领导人员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司国权认为这是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重要措施，而自己年老体弱、力不胜任，继续占据领导职位，必将使党的事业受到损失，因此他多次向组织表态，退到二线。同时自己虽年老体衰，不能胜任繁重的工作，但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他写诗一首：“晚年虽好静，国事须关心，自知无长力，余热续青春”，用以鼓励自己。他设想由省委抽调一批离退休人员下去作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向省委反馈一些下面的实际情况，供省委作指导工作的参考，他把这些想法用书面材料向省委作了反映。

　　1984年3月，省委抽调司国权任西北师院检查整党和清查“三种人”工作组长。

　　1985年，省委决定，司国权同志参加主持编写陕甘宁边区党史资料丛书的西北五省区五人领导小组，为领导小组成员。

　　1987年3月向省委提出申请，辞去上述领导小组成员职务。

　　司国权同志参加革命几十年来，一贯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过去的革命战争时代，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忘我工作，一丝不苟。在顺境中不居功，谦虚谨慎；在逆境中没有怨言，忍辱负重。就是到了晚年，仍关心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袒诚胸怀和对党的耿耿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