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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张一悟


发布时间:2016-12-27 17:27:24 来源:兰州市榆中县政府

  张一悟是甘肃人民的骄傲。他是甘肃最早的共产党员,甘肃党组织的创始人,中共甘肃特支的第一任书记。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他坚贞不屈,英勇奋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甘肃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的功绩彪炳史册、光照千秋。正如他的祭文中所写的:“你像一个辛勤的农民,和其他同志一道,把革命的种子,最早撒在甘肃的土地上,用自己的心血来灌溉、抚育、培育,小心地保护它们发芽、成长和茁壮。”张一悟为甘肃党组织的建设、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甘肃的传播,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从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清光绪二十一年 农历二月初七 ( 1895年 3月 3日 ),张一悟出生在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起名张种德,又名张谷,字芸生,又字玉圃,号龛谷云僧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父亲张继祖中举人,任清王朝礼部主事。张一悟的家庭是一个封建气息十分浓厚的家庭。

  张一悟的舅舅是个郎中,在县城开一间药铺。二人关系非常融洽。舅舅出诊到老百姓家里看病,张一悟常常跟随前往。这就使张一悟有机会接触到下层劳动人民。有一件事,在张一悟幼小的心灵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天,几个人用木板抬着一个女人来到舅舅家,这个妇女是大出血,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一进大门,一位中年男子满头大汗地跪在舅舅面前,带着哭声哀求道:“ 张 先生,求你发发慈悲救救娃他妈啊!”而这个男人连看病和住宿的钱都没有。是张一悟的舅舅收留了这个病人。

  几十年后,张一悟的儿子张华清在回忆父亲时说:“父亲从小就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的人,特别是当时最下层的人,祖父非常反感,持反对的态度。可是父亲不理这些,仍我行我素,照常来往。”

  下层劳动人民的贫穷对张一悟的刺激很大。为什么同样是人,有的人富,有的人穷,他开始怀疑这个社会。张一悟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孕育了他最初的民主思想。

  1930年张一悟在北京时,一次他和李屏唐、陈生蕃等游前门大栅栏和天桥市场,看到广大贫苦市民为了糊口终日辛劳奔波,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仅仅是下层社会的一个侧面,想象不到的悲惨情境甚于此者何啻万千!只看大栅栏、东安市场的华丽繁荣,东交民巷的高楼洋房,而看不到在饥寒线上挣扎着的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就不懂阶级社会的实质是什么。”这时的张一悟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下层劳动人民。而他的这种对下层劳动人民贫穷和悲惨生活的关切与思考,却是源于青少年时期对下层劳动人民同情的民主思想。

  1907年,张一悟考入兰州法政学堂,后转入省立一中读书,中学时期的张一悟思想活跃,他逐渐接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进步思想,开始关注国家的命运和出路。 1911年 4月 27日 ,由黄兴等人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失败,七十二人遇难,张一悟十分痛惜和悲愤,同时也被烈士的壮举所鼓舞,为七十二烈士中没有甘肃省籍青年而遗憾。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在湖北武昌发动武装起义。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在辛亥革命的思想影响下,相继爆发了一系列推翻清朝统治的武装斗争。与此同时,在兰州出版发行的《陇右报》,还有由陕甘留日学生阎士璘、范振绪办的《秦陇报》,陕西革命党人 于右任 先生在上海办的《民呼报》等一批宣传民主共和思想,抨击清政府统治的书刊,公开或秘密在校园里传播。一些早在南方活动的革命分子,陆续来到兰州,鼓吹革命学说,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这些都对张一悟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辛亥革命后,张一悟的爱国主义思想更加坚定,他对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更加关切,同曾尽职于清王朝的父亲的思想距离越来越大。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对封建社会的叛逆和爱国主义思想,促使他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

  民国7年(1918)10月,张一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当时北京大学的思想领域非常活跃,接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先进分子,面对封建军阀倒行逆施,帝国主义加紧掠夺的形势,致力于新的思想启蒙工作,以唤醒民众,挽救民族危亡。在此期间,张一悟认真阅读《新青年》《觉悟》《向导》《新潮》《创造》《少年中国》《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从中受到启迪。其中,《新青年》对张一悟的思想影响最大。

  《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由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它是适应民族意识觉醒,致力于新思想传播的启蒙运动要求而诞生的一个刊物。《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战斗的旗帜——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坚决彻底地推动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革命不断前进。随着陈独秀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18年以后,《新青年》发生了由原先资产阶级思想居指导地位到后来无产阶级思想逐渐占主导地位的重大变化。《新青年》主导思想的这种变化,为他的忠实读者、进步的知识分子张一悟的思想转变奠定了基础。

  1917年,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给予各国的革命运动以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十月革命同时也唤醒和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开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审视和考虑本民族的出路,学习研究方向由资本主义的西方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的苏联。

  沿着艰难曲折的道路勤奋地探寻着救国救民真理的李大钊同志,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开始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等杂志发表《庶民的胜利》和《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及其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热烈歌颂十月革命,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正确结论。1919年5月,李大钊又发表《我之马克思主义观》,初步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阶级和阶级压迫,以及经济决定政治的观点。为张一悟观察社会,认识世界提供了新鲜的理论。

  在《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影响和李大钊的帮助引导下,张一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张一悟思想的重大转折,对他的一生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年 5月 4日 ,以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代表在和约上签字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了,这一天,各大专院校的3000多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在北京求学的甘肃籍学生张一悟、丁益三、张亚衡等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斗争。 5月 5日 ,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通电全国,表示抗议。 5月 6日 ,张一悟和张亚衡商量给北洋军阀政府递交请愿书。 5月 7日 ,张一悟、丁益三、张亚衡去段祺瑞官邸请愿,要求面见段祺瑞,并递交请愿书。强烈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 6月 3日 ,北京各校学生在北京街头进行爱国讲演。张一悟手拿话筒,号召民众,不忘国耻,除奸废约。北洋军阀政府派出大批军警,逮捕讲演学生千余名。为避免不测,丁益三东渡日本求学。张一悟、张亚衡南下武昌。张一悟考入武昌高师教育系。

  1920年初,武汉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的恽代英,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大量销售马列的书籍。在这里,张一悟结识了恽代英。他在恽代英的指导下阅读了不少马列书籍。尤其是读了《列宁传》《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大众资本论》等书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其世界观的确立,起了很大的作用。之后,张一悟遂将他的名字改为“一悟”,以示对革命的崭新觉悟,也表达了对革命的坚定信念。

  1922年3月,张一悟在国立武昌高等师范院校临近毕业,他和张亚衡等3人去抱冰堂摄影留念,张一悟在照片周围的空白处题写调寄《离亭燕》一首:“三载同窗情深,那堪一朝话别。想年来豪谈痛饮,转瞬都成陈迹。鸿印等闲记,听悲歌初歇。不甘作新亭泣,愿猛击中流楫。他日天涯重聚首,应问成何事业?挥首各西东,欲挽人天浩劫。”他告诫大家,不要只停留在“豪谈痛饮”,更不要怆怀故国,面对新亭哭泣,要做一名革命者,勇于“猛击中流”,推翻旧世界,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人生自古伤别离,这首词本来是写别离的,“挥首各西东”,他把别离也写得铿锵雄壮,看不出一点离愁别恨,“欲挽人天浩劫”,抒发了他们的豪情壮志和远大的革命理想。这首词虽然写的是别离,倒像是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进行革命活动的宣言。

  1923年初,张一悟在武昌高师毕业后回到甘肃,先后在省立一中、女子师范任国文、历史教员。在执教期间,他自编教材,努力提倡白话文,废止经学,介绍五四运动,宣传民主与科学,鼓励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倡导放足、剪辫子,并用从武昌带来的革命书刊对学生和青年进行民主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师生掀起了反封建的学潮,同以杨汉公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发生冲突。不久张一悟被排挤离开兰州。1924年,张一悟携带家属到凉州(今武威),在省立第二师范任教务主任兼国文、历史教员,自编《我之文学观》,向学生介绍俄国和法国的革命文学,还把《新青年》、《觉悟》、《先驱》等刊物介绍给学生阅读,并用浅显的道理向青年们讲解无神论,劳动创造世界,阶级和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引导青年走革命道路。他紧密团结在校师生,广泛联系社会人士,努力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有些教员受到他的熏陶和影响,也在课堂上讲“劳工神圣”,介绍苏联的社会制度。在此期间,张一悟还受聘于凉州(今武威)镇守使马廷勷部,讲授《步兵操典》。他利用讲课的便利条件,传播革命思想,使官兵倾向于国民革命。

  1924年,张一悟由李大钊、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张一悟已经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认识甘肃的实际,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确定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中坚力量和革命的统一战线。这标志着张一悟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领导甘肃特支进行革命活动

  1924年,中共北方区委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对西北地区的局势予以极大的关注。1925年,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李大钊,针对西北地区军阀割据、政治混乱、经济衰败、人民企盼革命的状况,利用冯玉祥倾向革命的有利时机,向冯部国民军中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开展革命工作。同年10月,冯玉祥的国民军暂编第二师师长刘郁芬入甘代(冯玉祥)行甘肃省督军职务,在该部任职的共产党员宣侠父、钱崝泉等随军来兰,根据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指示,会同张一悟在兰州进行甘肃党的组建工作。同年冬,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甘肃特别支部诞生,张一悟任书记,宣侠父、钱崝泉为委员。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的成立,标志着自辛亥革命以来资产阶级领导的甘肃地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甘肃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新阶段,甘肃人民从此有了强有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带领工农群众和各阶层进步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书写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崭新篇章。

  帮助国民党整顿和发展党务。 1912年11月,中国国民党甘肃支部成立大会在兰州召开,“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国民党甘肃支部随之解散。1925年3月,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派田昆山等人到甘肃建立国民党组织。同年7月,国民党甘肃省临时党部秘密成立,活动成效甚微。中共甘肃特支决定,由特支成员宣侠父、钱崝泉利用国民党党务特派员和政治宣传员的身份,帮助国民党整理和发展党务,他们联合时任刘郁芬部政治处处长的国民党左派延国符,广泛开展群众工作,积极向群众宣传 孙中山 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中心的新三民主义,介绍南方革命斗争及苏俄革命的经验。临时党部设立了农工部、妇女部等机构,并在兰州的挑水、理发行业中成立了工会,在天水、皋兰等县组织了农民协会,还成立了学生会,天足会等群众性组织,开展打倒列强、军阀、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宣传活动。同时,中共甘肃特支创办了《民声周刊》和《醒社周刊》,在学校组织进化剧社等团体,在学校师生中公开发展国民党员,并于1926年冬在兰州创办了政治人员训练所,培养党务干部。

  秘密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 。 特支成立初期,党员除书记张一悟之外,基本是随国民军来兰的外地同志。特支利用有利时机,在广泛宣传、动员、组织群众的基础上,采取集体培训和个别教育相结合的办法,确定对象,培养进步骨干分子,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加快党组织建设的步伐,以适应大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要求。1926年初,甘肃特支发展省立一中教员王陶、道升巷兰州中外大药房老板娘秦仪贞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特支利用国民军驻甘总司令部政治处在兰州创办了政治人员训练所的机会,吸收平时靠拢党的积极分子参加。共产党员张一悟、邱纪明、寿耀南分别担任讲课和训练工作。张一悟等对思想进步的学员加强个别辅导,利用课余时间给他们灌输共产主义思想,讲述俄国十月革命的过程及经验,进步学员思想转变很快。到政训所结业时,特支接受28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甘肃特别支部还在社会上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培养了一批先进分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锻炼和组织考察,秘密吸收为共产党员。1926年冬至1927年4月,特支发展女师附小教员韩芝惠、谈仲瑜、冯玉洁、窦香菊等4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特支书记张一悟通过开会、讲演、谈话等多种形式,对新党员进行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等思想教育。

  引导妇女走向革命。 20年代的甘肃,妇女受三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压迫,地位极其低下。甘肃特支在张一悟的领导下,引导妇女从各种束缚下解放出来,走出家门和校门,奔向斗争的第一线。当年兰州女子师范200多名师生中,就有一半以上走出校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有近10人加入了共产党,37人参加了特支领导的青年组织。张一悟非常重视妇女工作,经常以他在南方看到的妇女剪短发、放足、进洋学堂为例教育妇女同志,让她们向东南一带的妇女学习,勇敢地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组织起来,消灭剥削人、压迫人的反动统治阶级,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做改革社会、富强中国的先锋队。在他的教诲下,许多妇女的思想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并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7年春,就有近50名妇女参加了青年社。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她们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支持少数民族群众,开展反抗封建军阀欺压的斗争。 中共甘肃特支努力贯彻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解决了拉卜楞事件,使甘南藏族人民摆脱了马家军阀的欺压。1925年底,拉卜楞寺五世嘉木样代表黄正清、罗占彪到督办公署控诉青海省宁海镇守使马麒。马麒自1918年入侵甘南藏区以来,烧杀掳掠,横征暴敛,人民生活十分艰苦。为了进一步组织和发动广大藏民反抗马麒入侵的斗争,1926年7月,张一悟派宣侠父等前往甘南草原进行调查,宣侠父会见了嘉木样五世及其父亲黄位中,进一步了解了马麒一伙军阀侵占甘南藏区,对藏民残酷的杀戮,穷凶极恶地掠夺的罪行。宣侠父还在甘南草原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思想,鼓励藏族僧俗群众团结起来,依靠自身的力量,推翻马麒的残暴统治。随之成立了“甘青藏民大同盟”,向全国散发《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泣诉书中淋沥尽致地揭发了马麒军在拉卜楞残杀无辜藏民百姓,占据拉卜楞寺院,实行敲骨吸髓的苛捐杂税等一系列罪行。在甘肃特支的积极努力下,马麒从甘南撤军,使持续近十年的甘南藏民反马斗争最终胜利。中共甘肃特支领导支持甘南藏族群众反抗马家军阀残暴统治斗争的胜利,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族进步,开创了党的民族工作的先河,使甘肃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新时期。

  同国民党右派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根据国共两党合作的精神,宣侠父、钱崝泉、贾宗周等来到兰州后,协助临时省党部整理党务,发展党员,开展工作。但是,他们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中取得的出色成绩,以及在社会上造成的重大影响,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田昆山一伙的慌恐和不安。

  张一悟等在女师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性和国民革命的大好形势,而田昆山的党羽、女师校长杨肯堂却在一旁冷潮热讽,在师生中散布不满情绪。封建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教育厅长沙月坡,也跑到一些学校“演讲”。他信口雌黄,肆意歪曲“三民主义”,对青年人接受新思想,热情参加社会活动横加指责,进而想迫使张一悟、宣侠父、钱崝泉等特支领导人离开兰州。面对田昆山一伙国民党右派挑起的斗争,中共甘肃特支决定予以还击。

  特支发动各校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师生中揭露沙月坡、张璞和杨肯堂等人歪曲三民主义的行为;在《民声周刊》、《醒社周刊》、《革命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大好革命形势,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右派抵制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的罪行,把他们的反动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要求省、市党部处理他们的问题。针对沙月坡勾结兰州教育界的反动势力,向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猖狂进攻,中共甘肃特支一面在省立一中及女师发动驱逐张璞和杨肯堂的学潮,一面在省、市党部联合召开的党员大会上,通过了开除沙月坡党籍六个月的决定,同时责成沙月坡解除张璞和杨肯堂的校长职务,粉碎了沙月坡一伙政客的反动联合,给国民党右派势力以有力的打击。1926年11月,以田昆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不断向共产党员挑衅,加快了其反革命的步伐。1926年底特支决定:面对以田昆山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新的挑战,特支必须发动共产党员,团结广大国民党左派,坚决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1927 年2月4日 ,省市党部在皖江会馆举行春节联欢会,会场上散发出国民党市党部的传单,向田昆山提出12条质问,在一片愤怒的呐喊声中,田昆山被打倒在地。同时在甘肃特支的主持和领导下,国民党右派宣布停止了田昆山的国民党甘肃特派员的职务,选举产生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主的新的国民党甘肃省临时执行委员会,使革命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保证了甘肃党组织在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复杂环境中保持了共产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相对独立性,有力地推动了甘肃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向前发展。

  三、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参加渭华起义 1927年春,由于田昆山被逐,遂向国民党中央告状,宣侠父、钱崝泉等离开甘肃。我党在冯玉祥部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刘伯坚即派共产党员胡廷珍、王孝锡、保至善、马凌山来兰整顿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党务工作,并重新组建兰州特别支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4月 28日 ,党的领导人李大钊同志惨遭军阀张作霖的杀害,白色恐怖遍及全国。特支先后在兰州、临夏等地举行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李大钊烈士追悼会,组织群众张贴标语,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等口号。同年6月,甘肃“清党委员会”也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张一悟冒着生命危险及时安排疏散了在兰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11月下旬,张一悟和其余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兰州,化装前往西安。几天后,国民党查抄了他的家,并下令通缉他。

  大革命失败后,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领导各地人民进行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英勇斗争。张一悟到西安后,根据党的指示,参加重新组建陕西省委的工作。这时,李子洲、刘志丹、谢子长、唐澍等同志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积极准备举行渭(南)华(县)起义。1927年冬,陕西省委派王林、乔国桢、王之鼎和张一悟等一批干部前往华县,以加强渭华党团组织的骨干力量。张一悟化名章子文,担任华县县委委员,公开身份是华县高等小学教员。1928年春代理华县城关区委书记。他经常活动在故县村、芝理、七里寺、瓜坡和华县县城一带,为起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28年3、4月间,他听说华县国民党当局一姓姬的委员每年利用收烟款的机会敲诈百姓,民愤极大。便和王泰吉同志一起布置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埋伏在途中,将其抓获并就地处决。6月初,张一悟接到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子洲指示,和景瑞卿同志前往西北工农革命军司令部所在地高塘塬传达新的方针任务。他化装成洋车夫,拉上身穿孝服,手拿香烛纸马的景瑞卿,途中闯过军警的层层盘查,进入高塘根据地向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同志传达任务,递交了文件。第二天,他们行程130华里,赶回西安向李子洲汇报。

  渭华暴动前,国民党封闭了华县高等小学,张一悟遵照党的指示来到华县县委所在地高塘,先担任县委组织部长,后又任宣传部长,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组织赤卫队。暴动前后坚持了两个月,打击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气焰,但由于敌众我寡,暴动归于失败。6月下旬,张一悟随起义队伍退入终南山,不久又到三原县任县委书记。他不顾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对他的“悬赏通缉”,以饭庄掌柜的身份作掩护,领导三原县人民继续坚持斗争。

  1929年3月,新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张一悟被选为省委常委。9月,陕西省委派遣他去上海参加党的会议,因途中耽搁,抵达上海后,会期已过。由于艰苦的革命斗争生活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到上海后他就开始吐血、便血。因此滞留北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狱中斗争 张一悟在北平的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视。1931年8月,他奉组织之命,离开北平前往济南,参加山东省委的领导工作,公开身份是济南第一女子中学教务主任。“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张一悟为拯救民族的危亡,在济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多次在群众中演讲,揭露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野心,痛斥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与混进革命阵营中的托洛茨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叛徒告密,济南公安局保安队于 1932年 3月 20日晚 开始出动,分别对第一师范、第一女子师范、第一女子中学等校进行搜查,逮捕共产党人。 3月 24日晚 又继续搜捕,先后将张一悟、徐子佩、刘开浚(馥生)、张鸿范、程铭汉、吴孝才等74人逮捕入狱。

  张一悟被关押在山东第一监狱,国民党对他施尽了各种威逼利诱手段。韩复榘的军法处和山东高等法院曾联合对他“审讯”,多次施用重刑,拷打、压杠子、灌辣椒水、灌汽油,致使他脊椎骨外露,肺脏损坏,吐血便血不止。在最后一次酷刑折磨后,敌人预料张一悟受刑过重,已无生望,命看守随时准备弃尸郊野。幸有同室难友的救护,张一悟才在九死一生的情况下活了过来。但是,敌法庭虽没得到确实口供,却仍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张一悟死刑,后其父张继祖托 邓宝珊 先生出面营救,韩复榘即令山东省高等法院改判为无期徒刑。张一悟在监狱鞋工科关押期间,劳役繁重,缺衣少吃,加上伤病缠身,日子极端难过。后来得到党组织和同志、朋友的接济,他才得以生存。面对狱中生活的磨难,他没有忘记共产党人的职责,经常鼓励难友坚持斗争。随着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涨,张一悟和难友们积极开展了绝食斗争,呼吁抗日,抗议虐待犯人。他说:“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生命是有限的,真理是永存的;为了维护真理,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在他的教育和鼓舞下,难友们团结得更紧了,绝食斗争坚持到第七天,终于迫使监狱当局作了让步。

  张一悟虽被判处无期徒刑,却从未失去对生活和战斗的信念。监狱严禁阅读政治类书籍,仅限于宗教和医药类书籍,他幼年受舅父的影响有一些中医知识,在狱中又结识了一位中医,进一步向他学习了医术和针灸,并手抄了《本草》、《瘟病指南》、《针灸捷要》等医书。同时,为了交流思想,切磋人生,坚定信念,磨砺意志,完成了《铁窗寻聊录》、《铁窗雪泥集》等手抄杂记三部,并精心装订成册珍藏,用不同的形式同敌人战斗。

  艰苦的斗争生活 张一悟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没有工资收入和经济来源,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生活十分拮据。1937年抗战爆发,张一悟被组织营救出狱。由于狱中被敌人灌辣椒水、汽油等,张一悟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症,还要拿一部分钱来治病,生活更加困难,这时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乘机想以高官厚禄拉拢他。朱绍良利用省政府秘书长廖元佶和张一悟的父亲同是清朝举人,又同是佛教团体“同善社”负责人的关系,由廖元佶出面对张一悟说:“你的学识才能都是好样的,如能和政府合作,可以担任相当高的职务。”张一悟回答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员有党的原则,政府纵然给我高官显位,可是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去衡量,那又有什么意义哩!”廖碰了壁仍不甘心,又通过张一悟的父亲劝说,张一悟的回答是“人各有志”。国民党的劝降、利诱遭到失败。此后张一悟把父亲分给他的一院住房卖掉,以解决家庭困难,并接济一些革命同志。

  1941年,国民党加紧了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迫害。为了保护大批干部,根据中央指示,甘肃工委和各地的一些主要干部,先后于1941年底撤离甘肃,前往延安,而张一悟仍留在甘肃,坚定沉着地为党工作。尽管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环境又不允许他公开活动,但他依旧发挥着团结同志、交流情况的作用。为了迷惑敌人或躲避特务的追踪,他有时化装成道士,有时扮做医生,有时打扮成算卦相面的先生,长年奔波于兰州的水磨沟、阿干镇、下西园、黄峪、西固城、十里店、彭家坪及榆中县的兴隆山、县城、尚古城、桑园子、金家崖、施家山头、方家泉等地。走在哪里吃住在哪里,经常住在人家的屋檐下和看地的草棚中。阿干镇的退休工人杨成福回忆说,张一悟从1942年至1948年在他们家的场房里住了7年。一次,盗贼偷去了他的衣被,给他本来就十分清苦的生活造成了新的困难。前去看望他的同志关切地问他:“这样苦能受得了吗?”他微笑着说:“要说苦嘛,倒也不见得,也许是过惯了的缘故吧。一个革命者总要以苦为乐,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

  为了甘肃人民的长远利益,1948年8月,党组织派人护送张一悟去陕甘宁根据地。当他们经平凉到了元城子后,国民党马继援部前来偷袭。转移时,组织上考虑到张一悟虚弱的病体,给他备了一匹马,当看到转移人群中的老人和妇女、孩子,张一悟将马匹让给了群众。到达三道川时,敌人骑兵快追上来了,甚至敌人的叫喊声也能隐约听见。张一悟见情势危机,自己又病势沉重,难以脱身,便要求同志们留给他一支手枪,然后催促其他同志火速突围。他说:“我不行了,不要管我,免得把大家拖累住。”同志们不忍心把他一人留下,便由张友三、赵子明等十余人轮换背扶着他突围脱险,终于到达他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张一悟到延安后,党组织对他的健康和生活给予细心的关怀和照顾。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党组织送他去临潼养病;伍修权到东北任职后,考虑东北医疗条件较好,有苏联的医疗专家和医疗设施,邀请张一悟去大连疗养。在大连,经医生诊断,张一悟的左肺叶已溃烂,右肺叶有三个空洞。大家对他的坚强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为敬佩。

  青年的导师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张一悟非常重视青年工作,关心他们的成长与进步,对要求进步的青年更是关怀备至。张一悟是大家公认的革命导师。

  1930年,张一悟由组织安排到铎民小学任教务主任,秘密从事党的工作。这时来自甘肃的青年学生陈成义、陆长林、李屏唐、陈生蕃、赵定九、张逊之等目睹国家政治日益黑暗,不知出路、前途究竟在哪里,内心十分苦闷、彷徨,张一悟和他们取得联系后,介绍他们阅读《孔乙已》、《毁灭》等文艺作品和郭沫若、艾思奇的著作,同他们一起谈读书心得。发现学习中有什么问题,他总是严格要求,耐心指教。陈生蕃在阅读《唯物辩证法》时,张一悟发现他虽然把书读了,但是对书中的内容并没有理解透彻,于是张一悟开导他说:“读书不求甚解,犹如掘井而不及泉。古人读书,入木三分,目的就在于思考、理解、力行,浮光掠影,只是一知半解,学不到精髓的东西。”他既是导师,又是知心朋友,经常针对每个人的出身,经历和性格,跟大家屈膝谈心,鼓励进步。在他的热情教育下,陈成义等人先后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被称为西北花儿王的张亚雄也曾受过张一悟不少的帮助和教导。张亚雄在北平私立平民大学新闻系求学时,经常去张一悟住处与张一悟探讨文学方面的问题。张一悟给张亚雄讲自己在北大参加歌谣运动时的事。张一悟说,民歌形式,可以作为文艺战线的轻武器。在张一悟的鼓励下,张亚雄潜心研究西北民歌“花儿”。不久,张亚雄研究“花儿”的开篇文章《花儿序》经张一悟 和徐凌霄 教授修订后在北京发表。张一悟还多次勉励张亚雄要坚持下去,后张亚雄成为研究西北“花儿”的专家,并出版了《花儿集》。

  窦时寻是在张一悟鼓励和帮助走上革命道路的优秀青年。他同情革命,参加过渭华起义。后从山东来到北平,张一悟帮助他争取与国民党有矛盾的地方武装。1931年,窦时寻与谷雄一、赫光发动了山西平定起义。成立红二十四军,窦时寻任副军长。8月,由于作战失利,窦时寻被敌人残害于石家庄,时年仅36岁。噩耗传来,张一悟十分悲痛,他召集在京的甘肃籍学生为窦时寻举行了追悼会,并对同志们说:“革命没有平坦的道路,有革命就有牺牲。我们后死者要提高警惕,总结经验,随时经受严酷的考验。他鼓励大家不要有失败情绪,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革命定能达到胜利。

  1940年,甘肃工委遭到敌人破坏,工委主要负责人罗云鹏、李铁轮、惠光前被捕入狱,在形势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张一悟并没有被敌人吓倒。他以行医和做家庭教师为掩护,秘密进行工作。在这一时期,他更广泛地接触、联系群众,特别是团结教育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如裴罗克、陈瑛、柴仁山、金焯三、陆善亭,鼓励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在他生活十分拮据的情况下,还给司国权、蒋统华等人筹集了90块银元,送他们去延安参加了革命,并激励他们说:“南方许多青年学生,脱下西装、旗袍,穿上军装;脱下皮鞋,高跟鞋,穿上草鞋;离开温暖的家庭,来到偏僻贫穷的陕北,住进窑洞,吃着小米饭;对于这些,他们不以为苦,反以为荣……”革命青年陆长林当时有一些思想问题,情绪低落,张一悟就耐心地给他做思想工作,对他说,人生的道路本来是险峻崎岖的。我们不该以地势不易行走,便停止着不前进,或者竟向后退。我们当努力拉开荆棘,拉去岩石,把本来险峻崎岖的路造成一条康庄大道。使陆长林重新振作起来。

  党外青年陈生蕃是张一悟的学生,他在北京求学时,就受过张一悟的教诲。张一悟出狱后,他到兰州去看张一悟。当张一悟听说陈生蕃加入国民党后,十分痛惜地说:“你的这一步走错了,我在济南受狱难的时候,你是第一个大胆和我通信,接济我的同乡,从你的正义感看,是个很有希望的青年,所以我给你去信,叫你跳出封建古都转学去上海,自会有人引导你走上革命的道路,现在你已走错了路,万不可再往下滑,兰州是特务集聚之薮,如再滑到他们的特务圈子那就全部都毁了。”听了张一悟的教导,陈生蕃决心去延安,但由于日本飞机轰炸兰州没有去成。1944年陈生蕃去兰州,张一悟责备说:“问题的症结不在兰州空袭的暂时阻碍,而主要原因是你没有放弃个人阶级利益的决心,这是你思想进步的最大障碍。”听了张一悟的话,陈生蕃十分后悔。陈生蕃虽然留在党外,但由于受到张一悟的教诲,他始终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党外朋友,为党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他在张一悟生活极其困难时,多次接济和掩护过张一悟。同时,张一悟在临终前,对党外朋友和曾经对革命有过贡献帮助的人士向省委书记张德生一一作过介绍,使一大批党外朋友都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并安排了相应的职务,使他们看到了一悟老师待人的至诚、至深和至善,体会到张一悟真正是沧桑人生中的良师,峥嵘岁月中的益友。

  严格要求子女 张一悟对别人以诚相待,真心帮助,大度宽容,对自己的子女则要求格外严格。长子张怀清曾跟随他在苏联驻兰领事馆工作,女儿张凌青在1939年去延安参加革命。1948年,他又让吴鸿宾同志将次子张华清带去延安。

  1942年的一天,张一悟接到女儿张凌青的来信。信中,张凌青说:“由于自己很小就离开家去延安,不习惯于集体生活。同时,由于离家久,她十分想家,想妈妈。因此请父亲能想办法让她回榆中。”张一悟非常生气,当即回信,批评她幼稚的想法和做法,鼓励她不要留恋家庭,做一名勇敢的新社会有为的新女性。

  1950年上半年,张一悟的次子张华清在西北人民大学学习工作时,一次在与父亲的通信中汇报了他在革命理论上懂得的太少,像幼稚园的小朋友一样时,张一悟便在回信中鼓励指导他:“你觉得空洞渺小,不如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你的这种自卑感是好的,促使你学习进步的动力,要永远保持这种精神,不使它失去才好。处在今日的客观形势飞跃发展的情况下,不但你感到空洞渺小,就是我也感到太空虚无物了,当真连党内的一些小朋友不如的多。”另一信又告诉他:“《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基础》两本书我不日寄出,你收后可精读。精读者,不是重视它的词句,而是要懂得它的精神实质,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你读党史时,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运用,能把这两本读通学懂之后,不愁不会联系实际,推动工作。把马列主义的方法,能用到日常生活中去,那就算搞通了该主义。换句话说,日常生活的一切,都能用该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处理,才算是真正学会了马列主义。望你努力去学习,千万不敢产生一点自满自足的情绪。”又在另一信中指出:“马列主义的思想,就是工人阶级的思想,亦就是党员思想,每一个问题发生,你能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研究分析,那自然就不会被外面的复杂现象把你罩住,而能透过现象,找到内部联系实质。关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简明解释,可精读《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这是马列主义的中心,能把这章学通,会应用,那在工作中定能少犯错误。”张一悟不但教育子女学习马列主义,而且教育他们运用马列主义的方法论解剖自己,指导工作,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1949 年7月28日 ,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任命张一悟为甘肃行署教育处第二副处长、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处副处长。同年12月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任命他为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1950年 3月 17日 ,经政务院第二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他兼任甘肃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在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上,他又当选为省人民政府委员。

  1949 年8月26日 ,兰州解放,张一悟十分高兴,他惦念家乡的人民和革命。自己虽在重病之中,仍迫切希望为甘肃人民贡献自己最后的力量。他多次向组织请求回兰州工作,1950年12月,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同意了他的要求,并派他的长子张怀清去大连接他,由于张一悟身体过于虚弱,加上途中劳顿和受了风寒,到兰州后病情恶化,于 1951年 1月 3日 22时40分逝世,时年57岁。

  张一悟逝世后,党和人民对他革命的一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称他是“甘肃最早的共产党员”,“甘肃建党的创始人”,“马克思主义的播种人”,“人民革命的鼓手”,“进步青年爱戴的导师”,“劳动人民最忠实的儿子”,在献给他的挽联上写道:“忠心共产主义一辈子,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精神长留党内;献身人民事业廿五载,艰苦备尝,酷刑备受,精神永耀人间。”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全面的总结。 1月 9日 ,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为张一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谢觉哉、伍修权发来唁电,表示沉痛悼念。省委书记张德生,省政府主席邓宝珊亲自为其执绋送殡,沿途人民群众纷纷自发设祭送灵。同时,《甘肃日报》先后刊登了张德生、邓宝珊及陈成义、孙作宾、 高健 君、贺进民、吴鸿宾、万良才等领导的悼念文章,深情缅怀和赞扬这位勇敢无私的共产党员。

  张一悟把他的一生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张一悟烈士永垂不朽!

  参考书目:

  《中国近代史》 中华书局 1983年版

  《中国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版

  《李大钊传》 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宣侠父诗文集》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3年3月

  《中国共产党兰州历史》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年6月

  《陕西省党史资料丛书》

  《山东省党史资料丛书》

  《甘肃文史资料选集》

  《中国共产党甘肃大事记》

  《中国共产党榆中历史简编》

  (来源:县委党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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